保护区的创建是为了保护环境价值，比如原住民文化景象，实际上可能这项任务明显失败了。这项研究涉及的实例在塔斯马尼亚遥远的西北部，在那里政府为Arthur-Pieman保护区（APCA）采取了一种多用资源保护开发的管理模式。该模式为文化遗产价值提供保护的同时允许大量的社区娱乐用途和商业用途。一个特殊目的是为了保护在地球上一个伟大的考古区域里“极其丰富的原住民文化遗产”（DPIWE，Arthur-Pieman保护区管理计划，2002，第三页）。然而，在多用途的主导下，澳大利亚原住民和其他原住民报告称遭受持续的破坏和祖传价值的流失。为了调查在积极管理的保护区里是否有这回事，利用参与APCA计划和管理的16个环境专家和当地居民的认知来确定原住民文化景观适当监管的三大挑战：原住民的欧洲中心论的冲突；有限的社区治理能力和缺乏监管的规定。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多用途管理是徒劳无益的，迫切需要另外一种治理模式。这里确定的管理挑战为在澳大利亚其他管辖区域以及其他地方存在问题的原住民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借鉴。
Elizabeth R. Jones
来源：Australian Geographer, 2007, Vol.38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