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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文书”呈现200年前澳门风貌

时间:2019年6月21日

来源:http://cn.chinaculture.org/pubinfo/200001003003/20190621/f61b96cb8d1d4219b077cf41e99ccb06.html

提起澳门,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大三巴牌坊。2017年进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汉文文书”,则仍是养在深闺人罕知。正在中国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的“汉文文书--东波塔档案中的澳门故事”则为北京观众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了解机会。

“汉文文书”主要形成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其主体是清代中国官员在管治澳门过程中,与澳葡议事会文书往来而形成的档案,由中文档案连同原件的葡文译本和发文底稿共3600多件文件组成,现收藏于葡萄牙东波塔国家档案馆。2017年,葡萄牙东波塔国家档案馆与澳门档案馆以“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1693-1886年)”之名联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并被正式收录。

展览精选100余份档案文件进行展出,共分为居澳民蕃、澳门蕃官、清朝官员、西洋教士、欧美商人、英国人与澳门、亚洲各地与澳门以及十三行、黄埔港与澳门等章节,讲述了“汉文文书”的保护和修复,并将档案文件与清代相关图文资料相印证。

事实上,从展览就能看到“汉文文书”中有着不少趣事。例如《香山知县彭昭麟为奉宪饬查造澳蕃烟户丁口册事下理事官谕》中,可以看到嘉庆年间清朝官员会要求葡人理事官对居澳葡人进行人口普查,包括烟户有多少,男女人口数目各为多少,所有资料都要白纸黑字记录成册,上交给清政府。而且不单单是居澳葡人,其他国家居住在澳门的人,也要纳入统计当中,并且分开记录,十分严谨。

一段招安海盗的历史也被清楚地记载在“汉文文书”档案内:乾隆末年至嘉庆年间,广东沿海海盗横行,张保仔等大海盗对沿海居民进行大肆劫掠,弄得民不聊生。根据“汉文文书”记载,当时在香山知县的谕令下,葡人判事官曾配备蕃船协助剿捕海盗,并受两广总督之托,参与招安张保仔。张保仔受招安后,寓居澳门,旧时沙梨头还有着张保仔大屋。

展览学术顾问兼撰稿人、中山大学中外关系史教授章文钦介绍,以澳门同知为最高实际负责官员,与香山知县和县丞互相协调,共同管理澳门事务,构成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管治澳门的实际管理体制。东波塔档案中由以上三位官员向澳葡理事官等发出的下行文书,正是当年实施这种管理体制的珍贵历史记录。

在《汉文文书:葡萄牙国立东波塔档案馆庋藏澳门及东方档案文献》的目录中,已登录的汉文文书1567件,以理事官为发文者的文书共65件,而广东地方官员向理事官发出的下行文书1268件,其中澳门同知等三位官员合计1158件,占全部向理事官发出的下行文书的91.2%。

值得一提的是,传教士在来华履职的过程中,留下不少账簿或财务报告,这些资料经由信件寄往欧洲后,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之一,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出使前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阅读这类账簿。在这些账簿中,康熙三十一年至三十八年(1692-1699年)的吴渔山嘉定账簿和嘉庆末年法国遣使会士南弥德的北堂账目册都是中文原本,堪称“汉文文书”中账簿类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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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发起建立中国首个汉绣聚集地

时间:2019年6月8日

来源: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9/06-08/8859345.shtml

中国首个汉绣聚集地“中国汉绣圈”8日在武汉市江汉区揭幕。该聚集地以汉绣展示中心和汉绣大师工作室为基本构成,集设计、制作、教学、体验、展示、交流、销售等为一体。

汉绣源于2300年前的楚绣,是以武汉为中心,覆盖湖北全省的地域性绣种。与其他刺绣相比,汉绣的针法粗犷、色彩浓艳、构思大胆、装饰性强、雅俗共赏,在中国刺绣行业中自成一格。2008年汉绣被列入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中国特色传统刺绣工艺之一,汉绣几度兴衰,传承人分散、市场鱼龙混杂是制约汉绣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据武汉市江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负责人郑建雄介绍,中国汉绣圈由江汉区文化和旅游局发起成立,旨在为汉绣艺人提供交流平台,促进他们相互取长补短,不断提升。

中国汉绣圈采取场景复原的形式,用汉绣四大类产品展现老汉口的历史风貌和民俗风情,再现历史上著名的绣花街盛况。汉绣大师工作室主要用于汉绣传承人进行设计、制作、教学、交流、展示等,并鼓励其进行创新及发展产业。

郑建雄表示,中国汉绣圈将着力打造品牌,形成海绵效应,不断吸引更多人加入汉绣圈,扩大汉绣传承队伍。同时,还将积极谋求与高校、研究机构、企业等合作,为汉绣的设计、制作、培训牵线搭桥,完善汉绣产业链,让非遗保护与产业发展互利共赢。

汉绣传承人任炜出生于刺绣世家。她表示,汉绣的发展不仅要继承传统,还应融入现代生活,培养新生力量,中国汉绣圈的建立让汉绣艺人形成合力,对这门古老技艺进行集中展示,吸引更多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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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说过有一门学问叫“养马学”吗?芒来,这位酷爱马的蒙古族汉子,经过30多年的执着研究,已经成长为我国新一代养马学教学科研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之一。他是内蒙古第一位蒙古族农学博士和兽医学博士双博士学位获得者,现任内蒙古农业大学副校长、教授。

走进内蒙古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芒来的指引下,有关“养马学”科普让人眼界大开:这里建设起全国唯一的农业部马属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科学观测试验站,设立了马术技师专科专业和马科学研究中心,建成了国内第一个蒙古马基因数据库。在刚刚建成投入使用的马属动物综合资源库里,3台零下81摄氏度的低温冰柜有条不紊地运转着,这里储存着我国29个马品种、24个驴品种的血液和基因数据。

“这是国内第一个马基因数据库,在国际基因银行登录了近百个基因序列。”芒来告诉记者。

在日本留学期间,芒来制作了世界上第一个马咽鼓管囊模型,填补了世界性空白,在国际马科学界引起震动。

2003年,从日本东京大学留学6年的芒来毅然拒绝了国外的高薪报酬,选择回到母校内蒙古农业大学任教。系统恢复马科学专业,成为芒来的当务之急。

作为一个古老的品种,蒙古马被农业部确定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之一。然而另一方面,随着农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蒙古马的数量也随之锐减。

资料显示,1975年,内蒙古有蒙古马约240万匹,1982年下降为约170余万匹,到2006年,仅剩69万匹。这些马中,真正纯种蒙古马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下降。

芒来是研究马的。内蒙古的蒙古马世界闻名,曾经作为成吉思汗的战马立下过不朽的功勋。在遗传学上,蒙古马具有抗寒、耐粗饲、有耐力、生命力顽强等特性,是国外纯血马无法比拟的。在遗传资源上是一个极为宝贵的基因库。

在芒来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下,“马属动物种质资源创新与遗传改良创新”团队在挖掘蒙古马特色遗传资源方面,做了较全面系统的基础应用研究,已经在锡林郭勒盟和鄂尔多斯市分别建立了乌珠穆沁白马、阿巴嘎黑马、乌审马三个保护基地。在保种基地,每匹马都建有自己的档案,加入蒙古马保护基地的牧民,政府给每户每年补助8万到10万元。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每年投入约1800万元,保育2000多匹蒙古名马,其中乌珠穆沁白马500匹、乌审马300~500匹、阿巴嘎黑马1000匹。

怎么让日渐远离的蒙古马回到牧民的生活中来?芒来认为,赛马是蒙古族传统马文化的重要内容,弘扬马文化的核心是发展马产业,而在当今内蒙古乃至中国,赛马、旅游和马产品综合开发是马产业的三大主要内容。传统蒙古马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马产业发展要求。

“蒙古马品种在保护的同时,也需要进行改良。”芒来并不讳言,引进良种马的目的,一是要改良现有的蒙古马品种,二是为赛马业提供良驹。“参与国际性的专业赛马,肯定不能依靠传统的蒙古马,但是内蒙古可望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提供最好的赛马。”芒来信心满满地说。

 

来源:光明网

时间:2019.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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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清微澹远--中国古琴文化展”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三号临展厅开展。展览开幕现场,70位琴者共同演奏《祝福祖国》,观众在琴乐悠扬的园林中沉浸式地感受古琴魅力。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展览共展出11件(套)历史珍品,其中唐代古琴“清角”极为珍贵,现存仅十余张。据悉,展览将持续至8月25日。

古琴是我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作为“华夏正音”,寄寓了中国千年的正统思想和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影响为世人所珍视。5月25日上午,在中国园博馆一层大厅里,70位琴者共同演奏《祝福祖国》,随后以“快闪”的方式演唱《我和我的祖国》,让观众在琴乐悠扬的园林中沉浸式地感受古琴魅力,领略古琴文化。

在三号临展厅内,“清微澹远--中国古琴文化展”正式开展。唐代古琴“清角”、宋琴“飞鸣吟”等历史珍品集中亮相。据现场讲解员介绍,“清角”为唐代著名古琴,长126厘米,通体黑漆加以朱漆修饰。现传世唐琴仅十余张,往往被视为至宝,此次在中国园博馆展出,非常珍贵,凝聚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值得收藏品鉴,细加研究。

 

来源:http://culture.people.com.cn/n1/2019/0526/c1013-31103189.html

时间:2019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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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近日从石窟壁画、敦煌文献、馆藏文物中梳理归纳出与动物有关的绘画故事,反映出了上千年前的敦煌,工匠们已经利用画笔,叙说动物的故事,他们批判涉猎、屠宰,乃至一切伤害动物的行为。

敦煌研究院称,在莫高窟420窟里绘于隋代的“驼队”。骆驼不像猴子,可以逗趣解闷,但它们是丝路上最忠实的动物,任劳任怨又不离不弃。它们背上承载的货物,于商贾而言是财富,于使者而言是和平,于人类而言是文明。在交通不便的时代,骆驼承载文明,沟通文化,拉近了地域与民族间的距离,使传播与互动成为可能。

莫高窟第154窟所绘的鹿母夫人故事,表达了动物与人之间的别样深情--雌鹿产下女婴,并没有因为女婴不是同类而抛弃她,反而是以母性之爱舔舐着小女孩,眼神嘴角流露笑意,喜悦温暖之情跃然壁上,这就是母爱的伟大。

北周时期营造的莫高窟第290窟窟顶东披,绘有一只正在哺乳的山羊。山羊静默站立,耐心为小羊哺乳。小羊跪在地上,正在仰头吮吸乳汁。古代画匠正是通过这样的画面,向人传达 “母慈子孝”的观念--父母对子女的奉献和抚养,是为本能,并未索求子女回报。只是为人子女者,应像小羊一样怀有跪乳之恩。

西魏时期所营造的莫高窟西魏第249窟中,有一群行进的野猪入画,画面中,一头猪妈妈走在最前,带着六头小猪崽穿行于在山林间,似是寻觅食物,又如闲庭信步。猪宝宝寸步不离地跟随在猪妈妈身后,像极了幼时与父母紧紧相随的我们,即遇风雨亦不惧半分。

 

莫高窟301窟中,虎妈妈端坐在地,环视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七只虎宝宝。它们游戏正酣--有的来回踱步、有的东张西望、有的玩闹戏耍,看着自己的孩子渐渐长大,妈妈露出欣慰笑容。不得不说,动物画中的母子情深,无疑是敦煌壁画中的一抹温情的“暖色调”。

敦煌研究院称,自南朝开始,鹦鹉便被视为会带来吉祥的符瑞之鸟。鹦鹉因其羽毛色彩鲜艳如宝石,能学人言,深受人们的喜爱。在莫高窟北朝壁画中始有鹦鹉图像出现,但当时多作装饰为用。

隋唐时期佛教大兴,鹦鹉的形象和佛教的关联逐渐加深。在佛教经典中,有诸多菩萨曾化身为鹦鹉的故事,因此佛教中认为鹦鹉是具有慧根的鸟类。此时期的敦煌壁画中,鹦鹉不再是装饰图案,而成为了经变画中的独立形象。

自汉代始,孔雀以贡品的形式开始传入中原,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孔雀为经,鹦鹉语偈”观念深入人心,孔雀的形象逐渐在汉地中原流行开来,在敦煌壁画中,孔雀形象多出现在装饰图案和经变故事中,形态多种、活泼生活。

 

狮子是敦煌壁画中最早出现的动物形象之一,早在北凉时期的莫高窟第272、275窟中,便有描绘,此后未曾断绝。

原产西亚、中亚、印度一带的亚洲狮,经过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统治者们格外中意它的勇猛威仪,被人们视为“人中的雄杰或导师”。后来佛教大兴,佛教经典对狮子大为推崇,狮子形象传遍中原,造像和壁画当中随之出现大量的狮子元素。狮子形象还被吸纳成为当时陵墓装饰和传统建筑的基本元素。

在敦煌的动物画面前站久了,不免卷入一场古老的“爱心风暴”--古代工匠们在一笔笔仔细还原动物的样貌、气质和神态时,自然而然地带入对它们的温情和爱心,这是他们的创作之本,否则动物们便无法从笔下复活。

 

来源:http://culture.people.com.cn/n1/2019/0422/c1013-31041652.html

时间:2019.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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